山西地處黃河中游，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農業(yè)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中國面食文化的發(fā)祥地。居住在這一方土地上的人民，盡管日子算不上富足，但在“吃”的方面卻并不淺薄，其歷史之悠久，內涵之豐富，積淀之深厚當令世人矚目。大自然情有獨鐘的造化，使三晉大地成為世界上生長雜糧品種最全的地域，有著諸多與“吃”有關的物產和特產，為山西成為面食之鄉(xiāng)奠定了客觀現(xiàn)實的基礎，再加上民間智慧幾千年的積淀和演變，使山西面食不僅名揚國內，而且香飄四海，以致有“世界面食在中國，中國面食在山西”之盛譽，且日益成為重要的旅游資源。山西的飲食文化以面食文化為主，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其中融入了山西歷史的、自然的以及商業(yè)的精神財富。歷 史 因 素 與 面 食 文 化
一種文化的形成必然會有悠久的歷史，山西的面食文化也不例外，悠久歷史的積淀使山西面食文化達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
山西沁水下川文化遺址是目前所知山西境內舊石器時代晚期最后一處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址，距今有兩萬年左右。這里出土了與原始農業(yè)相關的幾種生產工具，其中就有用于糧食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可以推知，山西境內的糧食加工始于舊石器時代晚期，開了面食文化的先聲。
面食的出現(xiàn)最遲在漢代之前，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在漢代，隨著石磨的廣泛使用，面食已經大量出現(xiàn)，據(jù)史料記載，面食在漢代已經是上至皇宮，下至百姓的普遍性食品。宋代開始，面食發(fā)生變化，有了炒、燠（即是燜）、煎等方式，而且還在面中加入或葷或素的澆頭。最遲在明代，面食的制作就已經很精美了。明代程敏政在《傅家面食行》詩中有句云：“美如甘酥色瑩雪，一匙入口心神融”，對山西面食大加贊賞。經過歷朝歷代的演變，山西面食整合了諸多地區(qū)的面食特點，形成了今天的面食文化。
自 然 環(huán) 境 與 面 食 文 化
任何社會（或地域）的基本生存（謀食）文化模式，是由環(huán)境、氣候變化、動植物生長等因素長期性變異現(xiàn)象所決定的。該種生存（謀食）模式，既要與環(huán)境中的氣候、土質、水利資源等自然因素相適應，又要與環(huán)境中的社會群體情勢相適應。反之，基本生存謀食方式對環(huán)境也有巨大影響，通過對環(huán)境的不同開發(fā)模式，促進了自然環(huán)境區(qū)域出現(xiàn)變化。山西省地處內陸高原山區(qū)，屆東亞季風區(qū)北部邊緣，季風性大陸性氣候顯著，大小旱災多易發(fā)生，有謂十年九旱。山西除汾河兩岸外，大都為山區(qū)，適宜耐旱五谷生長。早在周代，并州即以五谷為主要農作物（《周禮·職方》“豫州、并州宜五種”）。歷史上，交通又不發(fā)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別明顯。在這樣的條件下，取材于當?shù)厮a小麥、玉米、高粱、谷等雜糧，限定了飲食向著面食文化模式發(fā)展。反之，面食文化模式不斷發(fā)展也促進了農業(yè)種植向雜糧種植發(fā)展。再者，山西中北部地處高寒之地，對飲食的要求自然是溫熱型，且食用方便。面食恰好符合這一要求。它集主食、副食于一碗之內，邊吃邊添加，各隨其便，亦不必拘于飲食禮儀，飯間也費時不多，忙時稠、閑時稀，也很節(jié)約，并不斷在人們的努力探索之下花樣百出，形成了有別于其它地區(qū)的特殊的面食文化。
人 文 因 素 與 面 食 文 化
山西面食文化除上述因素之外還有諸多的人文因素。
任何一種文化，如果缺少了群眾的廣泛參與，則很難形成氣候。山西面食最大的人文因素是百姓的普遍參與性。山西任何一個地區(qū)的百姓，特別是農家婦女，都能做一手漂亮的面食。看起來非常單一的面食（尤其是在物資匱乏的舊社會），在勤勞智慧的農家婦女手里，竟變得多姿多味，通過煮、蒸、炸、烤等手段，把單調繁瑣的家務，變成了詩化的勞動，或勞動的詩化，讓你從心底贊嘆！《河東備錄》曰：“并（指并州）代（指代州）人苦于嗜面。”可見，古時并州面食是民間的家常便飯，不然絕不會“苦于嗜面”。正由于有了廣泛的群眾性，才產生了精美無比的制作技術和品種，以致形成了獨特的面食文化。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提高飲食文化的生產技術和豐富有關知識，是每一個文化社會賴以存在并成功的基本保證，而這個基本保證無疑得力于廣泛的群眾性。山西曾經是中國商業(yè)的中心，山西商人在我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過程中有著特殊地位。他們由行商到坐商，由封閉式經營到聯(lián)合的壟斷性經營，由純坐商發(fā)展到專事金融的票號，反映著封建末期經濟演變的軌跡。我們通過衣食住行這些活躍的事象，可以窺見他們有特色的傳統(tǒng)習慣和文化特征。山西商家除了具有民間共同的飲食習慣外，還有著自己獨特的飲食風俗。在他們的飲食中，主食也以面食為主，燒（包括烤、烙）、蒸、煮、炸的諸般面食，從造型到花樣乃至風味，都達到了精益求精的程度。早期商人長年漂泊在外，熟悉外埠的飲食習慣，當他們積累了一定的資金，由行商發(fā)展到最后專事金融票號之后，飲食習慣中自然會整合其它地區(qū)的飲食習慣。因此說，山西商人的飲食習慣對山西面食文化的形成也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山西獨特的歷史因素、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因素形成了地域性的文化凝固，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山西面食文化也有著自己的特色。山西面食獨特的食物結構、烹調技藝以至飲食風尚，有著濃郁的黃土高原氣息和傳統(tǒng)的生活特色，大范圍屬“北方型”，但與毗鄰的河北、陜西、內蒙、河南諸省區(qū)相比，既有相通的民族性，又有其獨特的地區(qū)性。 以小雜糧為主
山西地理環(huán)境復雜，氣候差異大，造成了糧食生產及飲食習慣的差異。大致南部以小麥為主；中部和東南部以谷子、玉米、高粱等雜糧為主；北部以莜麥、蕎麥、大豆為主。歷史上山西便有“小雜糧王國”之稱。《山西通志》記載，山西谷屬有黍、稷、粱、麥（冬小麥、春小麥、蕎麥），豆屬有黑、綠、黃、豌、豇、扁、小豆等豆類。特定的自然條件與傳統(tǒng)農業(yè)，為山西的面食提供了物質基礎。山西以谷類糧食品種制成的面食之多、用料之廣、花樣之繁、制法之巧、食法之殊，即使在以面食為主的北方，也是獨樹一幟的。
粗 糧 細作，細 糧 精 作
山西百姓制作飯菜較為講究，花樣多，品種全，飲食豐富多樣。即使家常便飯，也非常講究烹飪技術，善于粗糧細做，細糧精做。民間經常食用的面食就有五六十種，令人眼花繚亂。尤其是雜糧面食品，堪稱山西面食一絕。例如，風靡山西的包皮面就是山西人民智慧的結晶，單純的粗糧面澀粘，入口難以下咽，而將白面與粗糧面合二為一則既解決了粗糧面的難以入口，又解決了吃飽的問題，一舉兩得。直到現(xiàn)在，盡管生活已經大大改善，但包皮面還是山西百姓喜食的面食品。
面 食 結 構 獨 特
山西面食結構非常獨特。長期以來，山西面食無明顯主副食區(qū)分，重數(shù)量，輕質量，地區(qū)經濟基礎是這一事實形成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山西多旱少雨，氣溫低，不適合種植蔬菜。除極少數(shù)幾個品種外，吃菜成為一種奢侈。因此，在普通人家的食俗中，菜飯合一或湯飯合一的品種成為百姓的主要選擇。如晉北的“谷壘”、晉中“撥爛子”、晉東南的“和子飯”都是這種品種。當今，百姓的生活雖然有所改善，但因受傳統(tǒng)食俗觀念的影響，一些地區(qū)的百姓仍然難免吃些傳統(tǒng)的食品。
品 種 豐 富
山西面食既然已形成一種文化，其規(guī)模必然蔚蔚大觀。山西面食的品種，就目前有據(jù)可查的資料來看，已經達到一千多種（郭起云2003）。蒸、炸、煮、煎、烤等諸般手段樣樣俱全，依次形成的面食種類令人眼花繚亂。蒸制類面食、煮制類面食、煎烤類面食、炸制類面食、菜飯合一面食等樣樣俱全。僅普通農家每日面食，若刻意追求，可以做到一個月面食不重樣。那以不同材料和成的面團，在農家婦女手里，經搟、削、撥、抿、擦、壓、搓、漏、拉等手段，施之以不同的澆頭，使之魔術般地變幻出姿態(tài)各異，色、香、味俱佳的面條來。山西面食，最令人稱道的是煮制類面食，在山西人心目中所謂的面食特指帶湯類煮制面食。山西的四大招牌面食品刀削面、拉面、刀撥面、剔尖，全部是這類面食。
在眾多風味面食中，首推刀削面。刀削面是山西人民日常喜食的面食，因其風味獨特，馳名中外，因此也成了山西的代稱。它同北京的打鹵面、山東的伊府面、河南的魚焙面、四川的擔擔面一起被譽之為中華五大面食品。有順口溜贊曰：一葉落鍋一葉飄，一葉離面又出刀。銀魚落水翻白浪，柳葉乘風下樹梢。
三 大 講 究
山西面食有三大講究：一講澆頭、二講菜碼、三講小料。澆頭有炸醬、打鹵、蘸料、湯料等。菜碼很多，山珍海味、土產小菜等可以隨意而定。小料則因季節(jié)而異，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除了特殊風味的山西醋，還有辣椒油、芝麻醬、綠豆芽、韭菜花等。正因為如此，受到中外游客的贊語，各種史籍亦不乏記載。
山西面食從遠古走向今天，山西面食從黃土高原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山西面食，不僅是中華民族飲食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飲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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